第63章：工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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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三那夜写下的那行小字，陶爱民没给父亲看。初四一整天，他帮母亲劈了一下午柴，斧头落下去的声响里，听见里屋的父亲翻了两次身。母亲拉他到灶间添水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爸这两晚睡不实，后半夜起来，摸黑把那双劳保皮鞋擦了又擦。你买的那双。“
“擦就擦吧。“
“他不是擦鞋。他是心里搁了事，手闲不住。“母亲把水舀进锅里，“你别问他。问了他也只说厂里难，赖不着谁。“
陶爱民点点头。这话他在年三十那几张条子上见过——父亲说“章能顶馍馍吃“，说的话硬，腰是弯着的。
初五厂里开工。父亲说要去趟厂里，把年前那批壳体收收尾，让他别跟着。陶爱民说：“初五您一个人值班，我去搭把手。“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拦。
他不站门口了。他进了车间。
苫布还是那些苫布，灰还是那层灰。父亲把他那台钻床周围清出一小块亮地，钳台、工具箱、地上的铁屑都用扫帚归到一角。炉子生着，水开了，蒸汽顶得壶盖突突响。陶爱民搬个凳子坐在炉子边，看父亲干活。
干活的间隙，他起身在车间里慢慢走。五十来台机床，罩着的四十多台，开动的还是只有父亲这一台。更衣箱一排靠墙，粉笔写的姓还在：陶、齐、赵、孙、钱……最末一个箱子空着，门半开着，里头落了灰，粉笔字被蹭掉了一半，认不出姓什么。
他在一个车工床位前站了会儿。台面上摆着个搪瓷缸，缸身磕掉了一块瓷，露出生铁底，里头剩半缸浑茶。墙上贴着张娃的奖状，“三好学生“，纸角卷了边，是被手摸毛的。
“那是小赵的位子。“父亲在背后说，“赵宏，二十三，技校分来的，跟我学过对丝杠。“
“咋不在？“
“媳妇在棉纺厂，也压着工资，半岁的孩子离不了人，他回镇上伺候月子去了。“父亲顿了顿，“这孩子手不赖，就是沉不住。前阵子说想走，厂里扣着档案，走不了。“
陶爱民没说话。他想起自己大三，档案还捏在学校手里，毕业分配前谁也动不了。可小赵不一样——小赵的“分配“早定下了，定在了一个往下走的厂里，定在了一张六成的条子上。
转到车间另一头，碰见钳工班的老孙。老孙四十七，跟父亲同批进的厂，手背上全是烫伤的疤。他蹲在台子边磨一个铰刀，见陶爱民过来，停了手。
“小陶吧？老陶的儿子。“
“孙叔。“
“我这铰刀磨了一上午，差一丝火。“老孙指了指墙上贴的工序图，“这图我闭着眼都能画，可画出来没活干，图也是死的。厂里没活，可手不能生——手生了，这辈子就交待了。“
他说起儿子，去年考上省城的大学，学费一年两千八。厂里发六成，媳妇在食堂帮工，俩人攒半年，刚够一学期。老孙说这话时笑着，眼角的褶子里却没什么欢喜。
在门口又碰见齐师傅。老人揣着退休证，手里拎个铝饭盒，见他点点头：“你爸那台床子，我今早来校过一遍。“齐师傅拍拍工具箱，“厂里返聘我，一个月八十块，干不干都这数。可我不来，这几台老家伙就没人管了。“他叹口气，“老陶的手艺，厂里独一份，可惜没人接。年轻人不待见这些铁疙瘩喽。“
陶爱民在车间转了将近一个钟头，把能看的人都看了。老师傅们围炉子打牌，输了的照旧夹木夹子；有个管供销的老钱蹲在墙角算账，铅笔头咬在嘴里，面前的纸上画了又划。陶爱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纸上写的是“农机公司欠货款“几个字，后面跟了一长串数字，最底下划了三道杠。
“老钱叔，这账好要不？“
老钱抬头认出他，是老陶的儿子，摆摆手：“小陶啊，你爸那手艺，厂里独一份。我这账，没法跟你讲。“
“我就问问。“
“农机公司欠咱一百三十万，咱欠钢厂八十万，钢厂欠矿上，矿上欠谁——一圈转下来，钱都在路上，没进谁的兜。“老钱把铅笔搁下，“往年这时候，销售科早把明年春季的活排满了。今年一张订单没有，跑出去的人，跑的是要账。“
陶爱民点点头。这跟他昨夜在门口看明白的，是一回事。账上的钱动得了，厂子就转；账上的钱动不了，机器再好也停着。
下午父亲带他去看自己的更衣箱。箱子旧，绿漆掉得只剩边角，锁鼻锈了，父亲用铁丝拧着。他打开，里头挂着套洗得发白的劳保服，叠得齐整；一个铝饭盒，盖子里贴着张全家福，边角磨毛了；最上头，是块工牌。
工牌是硬纸板压的，正面印着“红星机械厂“，中间一行字：八级钳工。盖着红章。边角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层，磨得发亮。
“八级，省里盖过章的。“父亲把工牌捏在手里，拇指蹭了蹭那层胶，“全厂就三个八级，齐师傅一个，我一个，还有一个老的马师傅，前年走了。“
“您这工牌，比我学生证结实。“
父亲难得笑了一下，很快收住：“结实管啥用。厂子要黄了，这牌子就是块硬纸板。“
这句话父亲说完就后悔了，抿着嘴不吭声。陶爱民也没接。
回家的自行车上，父亲又成了那个话少的人。风大，他弓着背蹬，棉帽耳扇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。陶爱民跟在后头，看着父亲弓着的背，忽然觉得那块工牌的分量，比他揣过的任何一张存单都沉。
夜里，母亲在灶间拉风箱，父亲在里屋。陶爱民端了碗热水进去，看见父亲坐在黑地里，手里攥着那块工牌，正拿袖子一下一下擦。
“爸。“
“嗯。“
“厂里真有那么难？“
父亲停了手。黑暗里看不清脸，只听见工牌被攥得咯吱一声。
“难。“停了很久，“可赖不着谁。厂子是自己病的。“
“那……要是真到了那一步，您这双手，还能干点啥？“
父亲没立刻答。过了半晌，他把工牌塞进枕头底下，声音平平板板：
“我师父教我的，除了这双手，啥也没有。手在，活就在。“
陶爱民退出来，带上了门。
他在自己屋里坐到后半夜。台灯底下压着昨夜那几页纸，“红星厂：二千一百人“那行字还在最上头。他拿起铅笔，在旁边添了一行：
私财几何？
笔尖停住。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——一九九四年六月前，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，干干净净进体制。那是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换来的教训：手里攥着钱，人就守不住。
可眼下，父亲攥着的，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工牌。
窗外风停了。他吹了灯，在黑里睁着眼，听见父亲那句“手在，活就在“在脑子里转。
天快亮时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：
去看一眼，自己手里的钱，到底能换个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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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擦就擦吧。“
“他不是擦鞋。他是心里搁了事，手闲不住。“母亲把水舀进锅里，“你别问他。问了他也只说厂里难，赖不着谁。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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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五厂里开工。父亲说要去趟厂里，把年前那批壳体收收尾，让他别跟着。陶爱民说：“初五您一个人值班，我去搭把手。“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拦。
他不站门口了。他进了车间。
苫布还是那些苫布，灰还是那层灰。父亲把他那台钻床周围清出一小块亮地，钳台、工具箱、地上的铁屑都用扫帚归到一角。炉子生着，水开了，蒸汽顶得壶盖突突响。陶爱民搬个凳子坐在炉子边，看父亲干活。
干活的间隙，他起身在车间里慢慢走。五十来台机床，罩着的四十多台，开动的还是只有父亲这一台。更衣箱一排靠墙，粉笔写的姓还在：陶、齐、赵、孙、钱……最末一个箱子空着，门半开着，里头落了灰，粉笔字被蹭掉了一半，认不出姓什么。
他在一个车工床位前站了会儿。台面上摆着个搪瓷缸，缸身磕掉了一块瓷，露出生铁底，里头剩半缸浑茶。墙上贴着张娃的奖状，“三好学生“，纸角卷了边，是被手摸毛的。
“那是小赵的位子。“父亲在背后说，“赵宏，二十三，技校分来的，跟我学过对丝杠。“
“咋不在？“
“媳妇在棉纺厂，也压着工资，半岁的孩子离不了人，他回镇上伺候月子去了。“父亲顿了顿，“这孩子手不赖，就是沉不住。前阵子说想走，厂里扣着档案，走不了。“
陶爱民没说话。他想起自己大三，档案还捏在学校手里，毕业分配前谁也动不了。可小赵不一样——小赵的“分配“早定下了，定在了一个往下走的厂里，定在了一张六成的条子上。
转到车间另一头，碰见钳工班的老孙。老孙四十七，跟父亲同批进的厂，手背上全是烫伤的疤。他蹲在台子边磨一个铰刀，见陶爱民过来，停了手。
“小陶吧？老陶的儿子。“
“孙叔。“
“我这铰刀磨了一上午，差一丝火。“老孙指了指墙上贴的工序图，“这图我闭着眼都能画，可画出来没活干，图也是死的。厂里没活，可手不能生——手生了，这辈子就交待了。“
他说起儿子，去年考上省城的大学，学费一年两千八。厂里发六成，媳妇在食堂帮工，俩人攒半年，刚够一学期。老孙说这话时笑着，眼角的褶子里却没什么欢喜。
在门口又碰见齐师傅。老人揣着退休证，手里拎个铝饭盒，见他点点头：“你爸那台床子，我今早来校过一遍。“齐师傅拍拍工具箱，“厂里返聘我，一个月八十块，干不干都这数。可我不来，这几台老家伙就没人管了。“他叹口气，“老陶的手艺，厂里独一份，可惜没人接。年轻人不待见这些铁疙瘩喽。“
陶爱民在车间转了将近一个钟头，把能看的人都看了。老师傅们围炉子打牌，输了的照旧夹木夹子；有个管供销的老钱蹲在墙角算账，铅笔头咬在嘴里，面前的纸上画了又划。陶爱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纸上写的是“农机公司欠货款“几个字，后面跟了一长串数字，最底下划了三道杠。
“老钱叔，这账好要不？“
老钱抬头认出他，是老陶的儿子，摆摆手：“小陶啊，你爸那手艺，厂里独一份。我这账，没法跟你讲。“
“我就问问。“
“农机公司欠咱一百三十万，咱欠钢厂八十万，钢厂欠矿上，矿上欠谁——一圈转下来，钱都在路上，没进谁的兜。“老钱把铅笔搁下，“往年这时候，销售科早把明年春季的活排满了。今年一张订单没有，跑出去的人，跑的是要账。“
陶爱民点点头。这跟他昨夜在门口看明白的，是一回事。账上的钱动得了，厂子就转；账上的钱动不了，机器再好也停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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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牌是硬纸板压的，正面印着“红星机械厂“，中间一行字：八级钳工。盖着红章。边角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层，磨得发亮。
“八级，省里盖过章的。“父亲把工牌捏在手里，拇指蹭了蹭那层胶，“全厂就三个八级，齐师傅一个，我一个，还有一个老的马师傅，前年走了。“
“您这工牌，比我学生证结实。“
父亲难得笑了一下，很快收住：“结实管啥用。厂子要黄了，这牌子就是块硬纸板。“
这句话父亲说完就后悔了，抿着嘴不吭声。陶爱民也没接。
回家的自行车上，父亲又成了那个话少的人。风大，他弓着背蹬，棉帽耳扇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。陶爱民跟在后头，看着父亲弓着的背，忽然觉得那块工牌的分量，比他揣过的任何一张存单都沉。
夜里，母亲在灶间拉风箱，父亲在里屋。陶爱民端了碗热水进去，看见父亲坐在黑地里，手里攥着那块工牌，正拿袖子一下一下擦。
“爸。“
“嗯。“
“厂里真有那么难？“
父亲停了手。黑暗里看不清脸，只听见工牌被攥得咯吱一声。
“难。“停了很久，“可赖不着谁。厂子是自己病的。“
“那……要是真到了那一步，您这双手，还能干点啥？“
父亲没立刻答。过了半晌，他把工牌塞进枕头底下，声音平平板板：
“我师父教我的，除了这双手，啥也没有。手在，活就在。“
陶爱民退出来，带上了门。
他在自己屋里坐到后半夜。台灯底下压着昨夜那几页纸，“红星厂：二千一百人“那行字还在最上头。他拿起铅笔，在旁边添了一行：
私财几何？
笔尖停住。他想起自己定的死线——一九九四年六月前，名下资产全部处理干净，干干净净进体制。那是他前世用三十七年换来的教训：手里攥着钱，人就守不住。
可眼下，父亲攥着的，是一块擦得发亮的工牌。
窗外风停了。他吹了灯，在黑里睁着眼，听见父亲那句“手在，活就在“在脑子里转。
天快亮时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：
去看一眼，自己手里的钱，到底能换个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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