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章：车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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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三，天没亮。
父子俩各骑一辆车出村。父亲把上班那辆让给他，自己骑了旧的。三十里地，路面冻得梆硬，车碾过去，土壳裂开的响声一路跟着。天蒙蒙亮时上了河堤，父亲说这几天水小，别的一句没有。
七点二十到厂。厂门开着，传达室的炉子刚生起来。看门老头朝车间那边偏了偏头：“老陶，就你一个。“
“嗯。带儿子看看。“
车间大门是铁的，推开的时候发出很长一声。里面高、空、冷，说话有回音。半明半暗里，一排排机床罩着苫布，布上的灰厚得能看出褶子。墙上的红漆标语褪成了粉的，“质量第一“四个字缺了一撇。更衣箱一排靠墙，箱门上用粉笔写着各人的姓。只有顶头那一小片亮着灯——父亲开了自己那一排的灯，先给炉子添煤，再打了一桶水，拿起棉纱。
陶爱民在车间门口站住了。
他没进去。他把棉帽的耳扇放下来，靠着门框，看。
父亲先擦那台老钻床。棉纱蘸了煤油，一寸一寸地走，床身、导轨、立柱，最后是主轴。擦完钻床擦钳台，台面上的划痕都顺着同一个方向。台虎钳的丝杠上抹了薄薄一层油，摇起来不见一点滞。然后父亲从木匣里取出游标卡尺，先校卡尺本身，校完开始干活——年前留下的那批水泵壳体，孔距要校。卡尺的爪子卡进去，停一停，父亲眯起眼看刻度，有时凑到灯底下。有一件拿百分表顶上了，表针稳下来，父亲的手指在壳体边上轻轻敲了敲。超了的，他拿油石一点一点磨，磨完再上表，再敲。
那个动作陶爱民认得。八级钳工的手艺，是拿零点零一毫米说话的。
炉子那边传来摔牌的声音。三个值班的老师傅围着火炉打扑克，输了的鼻子上夹木夹子，笑声在空车间里荡出很远。有个老师傅冲这边喊了一嗓子：“老陶，过来暖和暖和，三缺一都凑不齐。“父亲摆摆手，说手上有活。喊的人也不恼，缩回炉子边去了。没人过来，父亲也不看那边。
“冷不冷？“父亲头也没抬。
“不冷。“
“炉子边有凳子。“
“我站这儿。“
机油味漫上来，混着煤油、铁屑和煤烟。陶爱民靠着门框，忽然觉得这个味道他闻过——在更高更大的厂房里，一样的机油味，底下却是另一种安静。那样的车间他见过：机床停着，配电柜贴着封条，天窗玻璃碎了几块，麻雀在横梁上做窝；一群人蹲在厂门口，人手一辆自行车，车筐里捎着白菜；有人把自家的工具箱捆上后座，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就骑出去了，看门的没拦。他还记得一个人，蹲在厂门口支摊卖早点，摊子收了那天，把玻璃罩子擦了又擦，像交还一件公家的东西。
那样冷清下去的厂，他见过几十个。他知道眼下这种安静再往下走，会走到哪一步。
他把耳扇掀起来，让冷风吹了吹脸。
门口这一站，他顺手数了数。这一跨车间，机床少说五十台，罩苫布的四十多台，通着电开动的，只有父亲那一台。料架上的成品码到半人高，标签还是前年中秋的批号。地上用白漆划的走车线，磨得只剩几道印子。
站在门口这一个钟头，他看清的东西，比报表能给的多。
产品是老三样：三英寸水泵、五英寸水泵、农机配件。图纸是十几年前的，材质和工时都松，成本压不下来。同样的水泵，江浙那边的乡镇企业报价低两三成，人工便宜，牌子不响就靠价格走量，订单一年一年往南边滑。销售科的人腊月里还在外面跑，跑的是要账——农机公司欠厂里的货款，厂里欠钢厂的钢材款，钢厂又欠着矿上，一圈三角债缠下来，谁的流动资金都动不了。成品仓库码得整整齐齐，出不去；原料库倒是空的。
厂里也不是没人着急。年前车间开过一次会，说要上新品种，讨论了半天，卡在两件事上：改设备要钱，钱在账上趴着动不了；等配套的铸件，铸件厂也指着收回欠款才肯开工。会上吵，会后散，散了各干各的。一线的老师傅心里都有一杆秤，嘴上不说，手上的活松了半分——反正干得再好，工资也是六成。
再看人。全厂两千一百口人，加上退休的，工资、医疗、养老金，哪一样都省不下来，哪一样也不该省。设备呢，平均役龄比他岁数还大，好几台还是皮带传动的老车床，精度全靠师傅的手找补。手艺最好的一批人眼看要退了；年轻人进不来，技校分来的，蹲了两年也跑了。
厂子病在哪，他看得清楚。病不在某一个人身上。这样的病，他在别处开过药方，也知道药有多贵。
十点多，父亲直起腰，捶了捶背，把最后一件壳体码进料架，卡尺擦净，归匣。
“回吧。“父亲说。
“再站会儿。“
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问，拎起水桶去换水。日光从天窗斜下来一柱，照着苫布上的灰。陶爱民在门口又站了一刻，把这一车间的东西，连人带机器，往心里收了收。
回家路上，父亲问：“看出啥了？“
“机床擦得比人穿得都齐整。“
父亲蹬车的腿顿了半下，没接话，一路骑回了村。
夜里，陶爱民在自己屋里把台灯拧亮，铺开纸。窗外的风刮着电线，呜呜地响。
他原本要算的是另一笔账：寒假剩下的日子，厂里的事、卫东的事、自己的事，各占几天。可笔落在纸上，写下的却是另一行字。
红星厂：二千一百人。
往下算。工资，人均月工资二百六十，一年六百五十五万；养老金和医疗，按工资四成估，一年又是二百六十万；往后若是改制，工龄补偿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，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，光这一项就得上千万。再往下，设备、厂房可以做价，能折出几个钱要看了实物才知道；库存和欠款一进一出，三角债里能收回几成，没人说得准；退休的老工人、工伤的、家属工，后头都排着队。算到第三张纸，铅笔秃了，每一项后头都拖着新的项，越往下数目越大，大到从纸上漫出去。
他没有停，也没有撕。他把几页纸对齐，压在台灯底下，看着最上头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灶间的风箱声早停了，父母那边也熄了灯，全家就剩他这一盏。
然后他拿起铅笔，在那行字底下另起一行，添了一行小字。字很小，写得很慢。
写完，他把台灯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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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爱民在车间门口站住了。
他没进去。他把棉帽的耳扇放下来，靠着门框，看。
父亲先擦那台老钻床。棉纱蘸了煤油，一寸一寸地走，床身、导轨、立柱，最后是主轴。擦完钻床擦钳台，台面上的划痕都顺着同一个方向。台虎钳的丝杠上抹了薄薄一层油，摇起来不见一点滞。然后父亲从木匣里取出游标卡尺，先校卡尺本身，校完开始干活——年前留下的那批水泵壳体，孔距要校。卡尺的爪子卡进去，停一停，父亲眯起眼看刻度，有时凑到灯底下。有一件拿百分表顶上了，表针稳下来，父亲的手指在壳体边上轻轻敲了敲。超了的，他拿油石一点一点磨，磨完再上表，再敲。
那个动作陶爱民认得。八级钳工的手艺，是拿零点零一毫米说话的。
炉子那边传来摔牌的声音。三个值班的老师傅围着火炉打扑克，输了的鼻子上夹木夹子，笑声在空车间里荡出很远。有个老师傅冲这边喊了一嗓子：“老陶，过来暖和暖和，三缺一都凑不齐。“父亲摆摆手，说手上有活。喊的人也不恼，缩回炉子边去了。没人过来，父亲也不看那边。
“冷不冷？“父亲头也没抬。
“不冷。“
“炉子边有凳子。“
“我站这儿。“
机油味漫上来，混着煤油、铁屑和煤烟。陶爱民靠着门框，忽然觉得这个味道他闻过——在更高更大的厂房里，一样的机油味，底下却是另一种安静。那样的车间他见过：机床停着，配电柜贴着封条，天窗玻璃碎了几块，麻雀在横梁上做窝；一群人蹲在厂门口，人手一辆自行车，车筐里捎着白菜；有人把自家的工具箱捆上后座，跟门卫打了个招呼就骑出去了，看门的没拦。他还记得一个人，蹲在厂门口支摊卖早点，摊子收了那天，把玻璃罩子擦了又擦，像交还一件公家的东西。
那样冷清下去的厂，他见过几十个。他知道眼下这种安静再往下走，会走到哪一步。
他把耳扇掀起来，让冷风吹了吹脸。
门口这一站，他顺手数了数。这一跨车间，机床少说五十台，罩苫布的四十多台，通着电开动的，只有父亲那一台。料架上的成品码到半人高，标签还是前年中秋的批号。地上用白漆划的走车线，磨得只剩几道印子。
站在门口这一个钟头，他看清的东西，比报表能给的多。
产品是老三样：三英寸水泵、五英寸水泵、农机配件。图纸是十几年前的，材质和工时都松，成本压不下来。同样的水泵，江浙那边的乡镇企业报价低两三成，人工便宜，牌子不响就靠价格走量，订单一年一年往南边滑。销售科的人腊月里还在外面跑，跑的是要账——农机公司欠厂里的货款，厂里欠钢厂的钢材款，钢厂又欠着矿上，一圈三角债缠下来，谁的流动资金都动不了。成品仓库码得整整齐齐，出不去；原料库倒是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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厂子病在哪，他看得清楚。病不在某一个人身上。这样的病，他在别处开过药方，也知道药有多贵。
十点多，父亲直起腰，捶了捶背，把最后一件壳体码进料架，卡尺擦净，归匣。
“回吧。“父亲说。
“再站会儿。“
父亲看了他一眼，没问，拎起水桶去换水。日光从天窗斜下来一柱，照着苫布上的灰。陶爱民在门口又站了一刻，把这一车间的东西，连人带机器，往心里收了收。
回家路上，父亲问：“看出啥了？“
“机床擦得比人穿得都齐整。“
父亲蹬车的腿顿了半下，没接话，一路骑回了村。
夜里，陶爱民在自己屋里把台灯拧亮，铺开纸。窗外的风刮着电线，呜呜地响。
他原本要算的是另一笔账：寒假剩下的日子，厂里的事、卫东的事、自己的事，各占几天。可笔落在纸上，写下的却是另一行字。
红星厂：二千一百人。
往下算。工资，人均月工资二百六十，一年六百五十五万；养老金和医疗，按工资四成估，一年又是二百六十万；往后若是改制，工龄补偿按一年补一个月平均工资，全厂平均工龄二十年，光这一项就得上千万。再往下，设备、厂房可以做价，能折出几个钱要看了实物才知道；库存和欠款一进一出，三角债里能收回几成，没人说得准；退休的老工人、工伤的、家属工，后头都排着队。算到第三张纸，铅笔秃了，每一项后头都拖着新的项，越往下数目越大，大到从纸上漫出去。
他没有停，也没有撕。他把几页纸对齐，压在台灯底下，看着最上头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灶间的风箱声早停了，父母那边也熄了灯，全家就剩他这一盏。
然后他拿起铅笔，在那行字底下另起一行，添了一行小字。字很小，写得很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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