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二章 《中国现代文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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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哥儿拿着粉笔，转头在黑板上面写下了五个字。
“现代是什么？”
他转过身，看着教室内的78级新生们说道：“今天是这门课的第一节课。我呢不打算从1917年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开始讲。我想讲一个更根本的问题——‘现代’这两个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教室内的新生们看着黑板，陷入了思考中，而讲台上的鲁树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先别回答。这节课，我请三位老先生替你们回答。第一位，19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主编《小说月报》的沈德鸿，当然了，或许你们更熟悉他的笔名，茅盾。第二位，1927年在巴黎拉丁区一间小公寓里开始写《灭亡》的李尧棠，你们对于他的笔名巴金恐怕也很熟悉吧？第三位，1923年在江南拟定《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》的叶绍钧，他的另一个名字想必你们会更熟悉——叶圣陶。
这三位，是我的老师。今天这节课，我把他们跟我讲的话，转述给你们听。”
什么？
台下的78级新生们，此时已经听傻了。
他们刚进入大学就去军训了，所以对“中大小先生”的传说并不知情。
所以当他们听到这番话时，震惊程度可想而知。
沈先生、李先生、叶先生。
这三个名字全部都是出现在中学课本上的，是他们以前要学习的存在，现在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说，自己是三位先生的学生。
他们这是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神仙老师啊？
讲台上面，鲁树还在继续讲述着。
“或许我这番话，对于很多同学来说，可能是有些惊讶的，甚至你们大部分人都可能不会相信，不过这没有关系，学校里面有很多你们的学长，可以向他们寻求答案，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就没必要占用我们的教学时间。我要说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是沈先生对我口述的，关于文学革命是什么的问题。”
“先生给我讲过一件事。1920年，他24岁，接手主编《小说月报》。当时的《小说月报》办了十年，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牌刊物，登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，才子佳人、悲欢离合，读着消遣用的。他说他拿到主编位置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坐到天亮。”
鲁树靠着讲台，他全程没有看讲义，就像在和学生们讲一个故事一般，可恰恰是这种讲述，更加验证了他刚才所说的话。
如果纯靠编，这说的也太流畅了吧？如果不是沈先生当面说的，怎么可能这么顺畅？
“沈先生告诉我，他说他想了一夜，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是给人解闷的，还是给人醒脑的？”
这时台下有学生轻轻动了一下，椅子发出了吱呀一声。
“第二年，他和郑振铎、周作人、叶圣陶等十二个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。文学研究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，是周作人起草的，但沈先生说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。”
鲁树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：“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，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。”
“沈先生说，这句话就是他对文学革命的全部理解。不是换一种写法，是换一种活法。以前的人把文学当‘玩意儿’，而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它变成‘工具’，解剖社会的工具、唤醒人的工具、照亮路的工具。”
鲁树放下粉笔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：“他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原样复述给你们。1920年代，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介绍左拉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玩，而是因为他们写的东西，能让一个坐在家里的人，看见千里之外别人的苦。文学革命要做的，就是把这扇窗推开。”
说着鲁树从讲台上走下，走到窗前，伸手把那扇老旧的木窗推开，窗轴吱呀响了一声，风吹进来，吹动了前排女生的笔记页。
“以前的人关着窗过日子。现在要把窗推开，让风吹进来，让外面的声音传进来。”
他一边说一边走回讲台，声音沉了一点：“但有一件事，沈先生也跟我提到过。他说窗推开之后，吹进来的风不一定都是暖的。有些风是冷的，有些风带着沙子，有些风会把你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。你推窗的时候，要准备好收拾。这句话，我也转送给你们。”
“这是属于沈先生的故事，而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述另外一位先生的故事，这是关于巴金的故事。”说到这里，鲁树笑了笑，又接着道，“你们可不要觉得我在跟你们讲故事是没有意义的，我希望你们好好听，这对于你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，是非常有帮助的。”
“1927年，巴金先生23岁。他从上海坐船去巴黎，在船上待了一个多月。他后来写那段经历，说‘我跑到巴黎，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，也救自己的路’。但他到了巴黎之后，发现路没那么好找。”
“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，一间‘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’。他寂寞，痛苦，想念祖国。就在那间屋子里，他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，开始写《灭亡》。”
“他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原样复述给你们——”
鲁树抬起头，声音稳而低：“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。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团火，烧得我睡不着觉。那团火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我小时候看见的轿夫、听差、被旧礼教逼死的亲人；从我在上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热血；从我在巴黎读到樊宰底自传时的震动。那团火一直在烧，烧到我不写出来就活不下去。我写《灭亡》，不是为了当作家。是为了活命。”
教室里突然变得很安静。窗外操场上的打球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
鲁树对着自己的学生继续说道：“你们看，这个人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，根本不是‘我要当作家’。他是‘我不写就活不下去’。所以他的小说里有一种东西，是后来很多模仿者学不来的，那种‘非写不可’的紧迫感。”
“后来他把稿子寄回中国，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。朋友转给了叶圣陶先生。叶先生看完，决定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。巴金先生说，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，他告诉我，《小说月报》是当时的权威杂志，它给他开了路，让他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。”
“你们要注意他这句话——‘不懂文学的人’。一个写《灭亡》的人说自己‘不懂文学’。他不是谦虚。他说的是真话。他懂的是‘活不下去’的感觉。至于文学？那是他后来才学会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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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现代是什么？”
他转过身，看着教室内的78级新生们说道：“今天是这门课的第一节课。我呢不打算从1917年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开始讲。我想讲一个更根本的问题——‘现代’这两个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教室内的新生们看着黑板，陷入了思考中，而讲台上的鲁树继续说道：“你们先别回答。这节课，我请三位老先生替你们回答。第一位，1920年代在商务印书馆主编《小说月报》的沈德鸿，当然了，或许你们更熟悉他的笔名，茅盾。第二位，1927年在巴黎拉丁区一间小公寓里开始写《灭亡》的李尧棠，你们对于他的笔名巴金恐怕也很熟悉吧？第三位，1923年在江南拟定《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》的叶绍钧，他的另一个名字想必你们会更熟悉——叶圣陶。
这三位，是我的老师。今天这节课，我把他们跟我讲的话，转述给你们听。”
什么？
台下的78级新生们，此时已经听傻了。
他们刚进入大学就去军训了，所以对“中大小先生”的传说并不知情。
所以当他们听到这番话时，震惊程度可想而知。
沈先生、李先生、叶先生。
这三个名字全部都是出现在中学课本上的，是他们以前要学习的存在，现在突然有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说，自己是三位先生的学生。
他们这是遇见了一个什么样的神仙老师啊？
讲台上面，鲁树还在继续讲述着。
“或许我这番话，对于很多同学来说，可能是有些惊讶的，甚至你们大部分人都可能不会相信，不过这没有关系，学校里面有很多你们的学长，可以向他们寻求答案，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就没必要占用我们的教学时间。我要说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是沈先生对我口述的，关于文学革命是什么的问题。”
“先生给我讲过一件事。1920年，他24岁，接手主编《小说月报》。当时的《小说月报》办了十年，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牌刊物，登的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，才子佳人、悲欢离合，读着消遣用的。他说他拿到主编位置的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坐到天亮。”
鲁树靠着讲台，他全程没有看讲义，就像在和学生们讲一个故事一般，可恰恰是这种讲述，更加验证了他刚才所说的话。
如果纯靠编，这说的也太流畅了吧？如果不是沈先生当面说的，怎么可能这么顺畅？
“沈先生告诉我，他说他想了一夜，文学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是给人解闷的，还是给人醒脑的？”
这时台下有学生轻轻动了一下，椅子发出了吱呀一声。
“第二年，他和郑振铎、周作人、叶圣陶等十二个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。文学研究会的宣言里有一句话，是周作人起草的，但沈先生说那句话他记了一辈子。”
鲁树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：“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，现在已经过去了。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，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。”
“沈先生说，这句话就是他对文学革命的全部理解。不是换一种写法，是换一种活法。以前的人把文学当‘玩意儿’，而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它变成‘工具’，解剖社会的工具、唤醒人的工具、照亮路的工具。”
鲁树放下粉笔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：“他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原样复述给你们。1920年代，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介绍左拉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不是因为他们写得好玩，而是因为他们写的东西，能让一个坐在家里的人，看见千里之外别人的苦。文学革命要做的，就是把这扇窗推开。”
说着鲁树从讲台上走下，走到窗前，伸手把那扇老旧的木窗推开，窗轴吱呀响了一声，风吹进来，吹动了前排女生的笔记页。
“以前的人关着窗过日子。现在要把窗推开，让风吹进来，让外面的声音传进来。”
他一边说一边走回讲台，声音沉了一点：“但有一件事，沈先生也跟我提到过。他说窗推开之后，吹进来的风不一定都是暖的。有些风是冷的，有些风带着沙子，有些风会把你桌上的稿纸吹得满地都是。你推窗的时候，要准备好收拾。这句话，我也转送给你们。”
“这是属于沈先生的故事，而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讲述另外一位先生的故事，这是关于巴金的故事。”说到这里，鲁树笑了笑，又接着道，“你们可不要觉得我在跟你们讲故事是没有意义的，我希望你们好好听，这对于你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，是非常有帮助的。”
“1927年，巴金先生23岁。他从上海坐船去巴黎，在船上待了一个多月。他后来写那段经历，说‘我跑到巴黎，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，也救自己的路’。但他到了巴黎之后，发现路没那么好找。”
“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公寓的五层楼上，一间‘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’。他寂寞，痛苦，想念祖国。就在那间屋子里，他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，开始写《灭亡》。”
“他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原样复述给你们——”
鲁树抬起头，声音稳而低：“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。我只知道我心里有一团火，烧得我睡不着觉。那团火是从哪里来的？从我小时候看见的轿夫、听差、被旧礼教逼死的亲人；从我在上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时的热血；从我在巴黎读到樊宰底自传时的震动。那团火一直在烧，烧到我不写出来就活不下去。我写《灭亡》，不是为了当作家。是为了活命。”
教室里突然变得很安静。窗外操场上的打球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
鲁树对着自己的学生继续说道：“你们看，这个人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，根本不是‘我要当作家’。他是‘我不写就活不下去’。所以他的小说里有一种东西，是后来很多模仿者学不来的，那种‘非写不可’的紧迫感。”
“后来他把稿子寄回中国，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。朋友转给了叶圣陶先生。叶先生看完，决定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。巴金先生说，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，他告诉我，《小说月报》是当时的权威杂志，它给他开了路，让他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。”
“你们要注意他这句话——‘不懂文学的人’。一个写《灭亡》的人说自己‘不懂文学’。他不是谦虚。他说的是真话。他懂的是‘活不下去’的感觉。至于文学？那是他后来才学会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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