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八章 红鞋从来不是证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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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材仓的火没有烧起来。
汽修学校早已停水，阿木的人却在院门外停着两辆装消防水的旧车。那是洪水以后留下的规矩：所有远离主路的仓库，只要存纸、酒或油，门外必须有独立水箱。放火的人以为学校废弃多年，没有想到一条九年前定下的旧规矩仍被执行。
火从靠窗的一只铁桶烧起，浸过油的棉布压在文件箱上。阿木的人砸开后窗，先拖出箱子，再用水把梁柱浇透。烟散以后，仓内只黑了一面墙，三套假证件边缘卷曲，照片和印章仍看得清。
其中一套写着贺青川，照片是阮文山；第二套写着罗平，照片却是失踪安保陈响；第三套没有姓名，照片栏空着。箱底有一张手绘路线图，标出青川酒店东门、高架桥、旧港、洗衣通道和北郊面粉仓。每个位置旁都写有精确到分钟的时间，连我安排三辆诱饵车离店的顺序都没有错。
那张图最早画于八月十二日。三辆诱饵车的方案却是墓碑送达后，我在十八日下午才告诉阿木、老阮和三名车队负责人。对方不是提前猜中，而是在方案定下后补完路线，再把旧日期写到纸上。
知道完整方案的人不到十个。老阮负责验车，杜海负责调车，许盛负责洗衣通道，方启荣知道宴会人员安排。线不再指向某一个人，而是指向几处看似互不相干的位置。有人从每个人手里只拿一小段，拼成了整张图。
路线图右下角还画着一双红鞋。鞋旁写了“十一点三十六，车内敲击”。那双鞋从一开始便不用于认人，只用于让我想起一九九八年的月桂。对方知道我看到红鞋会先查培训楼与旧花名册，红姨也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过去离开的女人身上。
红鞋不是证据，是一只牵着我们往旧路走的手。
红姨下午两点带回鞋店记录。鞋是八月十七日上午从北郊百货买的，尺码三十七，购买者用青川酒店设备部的月结单付款。柜员记得取货的是一名年轻女职员，胸牌上写“小珊”。小珊在设备部做仓管，许盛告诉她周年宴要复原白鹭旧舞台，红鞋与录音机都是道具。她按单领货，连包装纸都一起交到洗衣通道，从未见过阮文山。
许盛把一件危险的事拆成了许多普通工作。小珊买鞋，工程员留下断锁钳，洗衣司机停货车，罗平送人，杜海调车。每个人只完成自己平日就会完成的一小步，直到这些小步在十一点四十分合成一具尸体。
阿木在仓库角落找到一捆还没烧完的演出电线。电线外皮上有青川酒店设备部编号，末端缠着白色胶布。顺着电线拖动的灰迹，他们打开一只旧检修坑，陈响就躺在里面。
陈响是东门诱饵车原定的安保人员。他被绑住手脚，嘴里塞着布，额角有干掉的血，但人还活着。阿木给他喂了水，等他呼吸平稳后才问车里发生了什么。
陈响记得黑车离开酒店后在高架桥下被冷藏车挡住。原司机下车查看，副驾驶一侧随即有人拉门。阮文山自己上了后座，怀里抱着顾北山的算盘，对陈响说要见川老板，有一笔账只能当面交。陈响按阿木定下的规矩拒绝换乘，杜海却从冷藏车后面出现，拿出一张车队紧急调度单，命令司机与陈响下车换线。
陈响没有照办。他刚拿起对讲机，后颈便挨了一下。昏迷前，他看见阮文山仍坐在后座，没有被捆，也没有挣扎。阮文山像是知道车会去旧港，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死在那里。
杜海后来让人把陈响送到汽修学校，声称等过户完成便放人。罗平看守期间给过水和食物，没有参与点火。下午仓库起烟时，罗平还坐在前院，点火者很可能从学校后墙进入。
我让阿木把陈响送去北郊诊所，不让他回酒店，也不立即公开获救消息。随后，阿木单独问杜海，为什么帮助老阮转移六辆车，还在高架桥替换安保。
杜海终于承认，老阮半个月前曾让他记住复核报告：我若失联，六辆旧车不得过户，也不得停掉基础盘。死讯出现后，杜海又收到一份附旧收据的匿名指令，称赵坤会先改组车队，要求把车移去东平“保全”。指令使用老阮惯用说法，杜海便当成老阮授意。他明知新报告禁止移车，仍认为先占住实物才保得住一成二。他以为阮文山上车是为了在旧港与我见面，也以为陈响只会被关几个小时。
杜海没有解释认错书，也不知道谁把旧港会面改成了死亡。他做了错事，却只做了局里的一截。有人借老阮要车、阮文山要见我、赵坤想接管、许盛掌握通道这些各自真实的欲望，拼出一场没有人承认完整参与的葬礼。
这比一个敌人更麻烦。
一个敌人会留下自己的目的，许多各取所需的人只会留下彼此矛盾的理由。若我把他们全部当成凶手，真正安排时间的人便能混在混乱里；若我因为每个人只做一截就放过，他们又会把责任推给死者。
我让阿木记录杜海的口供，不许他离开面粉仓，也不让外面知道陈响已开口。杜海仍负责看守六辆车，油照旧只够返程。一个人以为自己尚未暴露时，联络他的人才会继续出现。
下午三点十五分，器材仓里被烟熏黑的路线图完全晾干。黎真在纸背发现另一组字，写的是“川现身后的十二小时”。下面列了六项：白鹭开灯、冻结车队、扣押设备部、召回顾北山、与赵坤谈判、晚上六点在青川酒店露面。
前四项我们已经做了三项。第五项尚未发生，第六项却把时间和地点写得清楚。对方不仅熟悉我过去的做法，还在等我按自己的习惯完成后半张纸。
我看完以后，取消了原定傍晚回酒店的计划，让白鹭、金鸥和海皇宫全部开灯，六十三处产业也不再停业。所有门照常迎客，仓库照常发货，只有大额产权与印章继续冻结。
别人认定我遇事会关灯，我便让整座城亮起来。
傍晚五点，青川酒店设备间突然停电。备用发电机十九秒后启动，客房、厨房与宴会厅依次恢复，只有顶楼水泵没有重新工作。工程员检查时，在水箱检修梯下找到一只黑色皮包，里面装着相机、远距镜头和一张正对宴会主桌的座位图。
座位图中央的名字不是赵坤，也不是黎真。
上面写着：贺青川，十八点现身。
我留在金鸥二楼，看着墙上慢慢走向六点的旧钟，没有回去坐那个位置。
六点整，酒店顶楼传来一声很轻的玻璃碎裂。有人朝一张空椅子动了手。
碎的是宴会厅上方一块装饰玻璃。
玻璃后面藏着一只用弹簧推出的钢钉，电线从吊顶绕到顶楼水泵间。停电不是为了让酒店陷入黑暗，而是为了让维修人员打开水箱通道，再由藏在楼顶的人接通临时电源。六点整，钢钉穿过玻璃，打进主桌靠背。若我按路线图预测的时间坐在那里，伤到哪里取决于我身体向哪边偏。
顶楼的人没有等阿木上去。那人从外墙维修梯下到隔壁停车楼，丢下一副手套和一顶设备部安全帽。相机皮包、座位图与钢钉装置都留在原处，像又一套等我们捡走的证据。安全帽里没有姓名，只有许盛签发的领用章。
许盛已经被看住四个小时，不可能亲自上楼。他手里的通道与物料，却足够让任何穿上制服的人在酒店里显得合理。
赵坤当时站在宴会厅右侧。他没有躲到桌下，也没有追人，而是先让律师封住楼内摄像记录，再命海皇宫来的保安守住三条内部楼梯。青川酒店的人不一定听他，海皇宫的人却只认赵坤。阿木的大部分人正在北郊与旧港，短短十分钟里，是赵坤替我守住了半座楼。
黎真把那张写有我名字的座位图递给赵坤。赵坤看完，指着主桌问黎真：“贺青川是不是就在附近？”
黎真没有回答。她要求赵坤的人只能守出口，不能进财务室、印章室与客房档案间。赵坤把黑玉戒指从左手换回右手，答应照办。他没有继续问我的生死，却让律师通知所有合股公司：当天任何接管文件都暂停，直到青川酒店恢复自己的安全秩序。
赵坤这样做，不是忽然讲感情。他在三家酒店与两处仓库投了钱，若我真的死于一场无法解释的内部袭击，所有产业都会先被债主与合作方围住。守住酒店就是守住他的股份。一个人的利益足够清楚，有时比忠心更值得暂时借用。
晚上六点四十，赵坤独自进了黎真的办公室。他把手机、电池和黑皮箱都放在门外，只留一支雪茄在手里。办公室座机有一条早年留下的内线，可以直接转到金鸥放映间。黎真拨通后，把听筒摆在桌上。
赵坤没有叫我的名字。他对着空听筒说：“我替一个死人挡了一根钉子，死人总该回句话。”
我回答赵坤：“你挡的是自己的酒店。”
赵坤笑了一声。他承认确实如此，又承认三个月前便让律师做过一份“贺青川失去履职能力后的临时接管方案”。银行续贷、酒店保险与股东协议都要求有人在我出事时签字，他不可能等墓碑送来才考虑谁坐主位。那份方案列出了六十三处产业的负责人、印章位置、车队调度和现金权限，与器材仓路线图背面的六项行动很相似。
方案原件只在赵坤、律师与方启荣手里。一个月前，方启荣以更新年度数据为由取过副本，此后没有归还。
我问赵坤是否见过阮文山。
赵坤没有否认。八月十五日晚，阮文山到海皇宫找过他，带着二〇〇八年车辆复核报告与四份未补文件编号，要求赵坤确认一成二不因我死亡被改，并查清退出后仍打入的异常款。阮文山还说，若有人继续启用旧身份，他会在周年宴后当着我、赵坤和老阮三人的面说明。
赵坤给他开价二十万元，条件是交出所有代签文件并离开澜城。阮文山没有接钱，只问赵坤，若有一天有人用赵坤的名字替他做尽脏事，再把尸体送回来，二十万元够不够买回那张脸。
赵坤当时把这句话当成威胁。他让方启荣查阮文山住处，也让杜海留意六辆旧车。赵坤说自己想压住丑闻、保住酒店，却没有让任何人杀他。方启荣擅自拿接管方案去做了什么，赵坤愿意让我查，但他不会替我承担最初改掉老阮分成的责任。
赵坤对听筒说：“我想等你老死以后接你的桌，这是真的。有人想让你今晚坐空椅子，也是真的。两件事不是一件事。”
我相信前半句，因为赵坤从不掩饰野心；后半句还需要账来证明。
我提出让赵坤晚上八点宣布召开临时负责人会议，六十三处产业必须各派一人到场，带当日库存、现金、钥匙变动与授权文件。赵坤将以最大外部股东身份主持，黎真负责总账，阿木负责门。会议不讨论继承，只核对我“死亡”后十八小时发生的所有动作。
赵坤问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。
我告诉赵坤，若他拒绝，明天所有合作商都会知道他在钢钉射入空椅后仍急着拿总章；若他答应，至少全城会看见酒店乱时是他先封楼。赵坤沉默片刻，同意主持，但要求我若还活着，最终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说明老阮旧账，不许把一次性结算全部推到他头上。
我答应了。
通话结束后，赵坤拿起黑皮箱走出办公室。七点整，六十三处产业同时收到会议通知。酒店为每处准备一张编号桌牌，负责人进门时要交三份东西：现在掌握的钥匙、死讯以后签过的文件、当天现金去向。任何人可以拒绝参会，拒绝者的日常经营不受影响，只暂停产权和大额调货。
我没有用关门逼他们来。门全部开着，反而没人敢在这个时候留在外面。到七点四十分，已有五十八处负责人进场，另外五处派人在路上。
方启荣没有出现。
他下午还在海皇宫财务室，六点二十分借口取接管方案离开。赵坤的人检查黑皮箱时，发现方案原件尚在，少的是附录中一张“负责人失联后的首日动作表”。器材仓背面的六项，正是从那张表改来。
八点前一分钟，酒店前台收到方启荣寄来的一只信封。里面有海皇宫备用章、两车酒的调货单和一张飞往河内的当晚车票。车票用的是方启荣姓名，座位已经检票。
阿木的人赶到客运站，只找到空座位。检票员记得持票者戴帽子，左手缠着厚绷带，小指位置空着，看起来像缺了一截。
罗平还在北郊汽修学校。
有人第二次借用了他的特征，也第二次想让我们顺着同一只手追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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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修学校早已停水，阿木的人却在院门外停着两辆装消防水的旧车。那是洪水以后留下的规矩：所有远离主路的仓库，只要存纸、酒或油，门外必须有独立水箱。放火的人以为学校废弃多年，没有想到一条九年前定下的旧规矩仍被执行。
火从靠窗的一只铁桶烧起，浸过油的棉布压在文件箱上。阿木的人砸开后窗，先拖出箱子，再用水把梁柱浇透。烟散以后，仓内只黑了一面墙，三套假证件边缘卷曲，照片和印章仍看得清。
其中一套写着贺青川，照片是阮文山；第二套写着罗平，照片却是失踪安保陈响；第三套没有姓名，照片栏空着。箱底有一张手绘路线图，标出青川酒店东门、高架桥、旧港、洗衣通道和北郊面粉仓。每个位置旁都写有精确到分钟的时间，连我安排三辆诱饵车离店的顺序都没有错。
那张图最早画于八月十二日。三辆诱饵车的方案却是墓碑送达后，我在十八日下午才告诉阿木、老阮和三名车队负责人。对方不是提前猜中，而是在方案定下后补完路线，再把旧日期写到纸上。
知道完整方案的人不到十个。老阮负责验车，杜海负责调车，许盛负责洗衣通道，方启荣知道宴会人员安排。线不再指向某一个人，而是指向几处看似互不相干的位置。有人从每个人手里只拿一小段，拼成了整张图。
路线图右下角还画着一双红鞋。鞋旁写了“十一点三十六，车内敲击”。那双鞋从一开始便不用于认人，只用于让我想起一九九八年的月桂。对方知道我看到红鞋会先查培训楼与旧花名册，红姨也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过去离开的女人身上。
红鞋不是证据，是一只牵着我们往旧路走的手。
红姨下午两点带回鞋店记录。鞋是八月十七日上午从北郊百货买的，尺码三十七，购买者用青川酒店设备部的月结单付款。柜员记得取货的是一名年轻女职员，胸牌上写“小珊”。小珊在设备部做仓管，许盛告诉她周年宴要复原白鹭旧舞台，红鞋与录音机都是道具。她按单领货，连包装纸都一起交到洗衣通道，从未见过阮文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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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木在仓库角落找到一捆还没烧完的演出电线。电线外皮上有青川酒店设备部编号，末端缠着白色胶布。顺着电线拖动的灰迹，他们打开一只旧检修坑，陈响就躺在里面。
陈响是东门诱饵车原定的安保人员。他被绑住手脚，嘴里塞着布，额角有干掉的血，但人还活着。阿木给他喂了水，等他呼吸平稳后才问车里发生了什么。
陈响记得黑车离开酒店后在高架桥下被冷藏车挡住。原司机下车查看，副驾驶一侧随即有人拉门。阮文山自己上了后座，怀里抱着顾北山的算盘，对陈响说要见川老板，有一笔账只能当面交。陈响按阿木定下的规矩拒绝换乘，杜海却从冷藏车后面出现，拿出一张车队紧急调度单，命令司机与陈响下车换线。
陈响没有照办。他刚拿起对讲机，后颈便挨了一下。昏迷前，他看见阮文山仍坐在后座，没有被捆，也没有挣扎。阮文山像是知道车会去旧港，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死在那里。
杜海后来让人把陈响送到汽修学校，声称等过户完成便放人。罗平看守期间给过水和食物，没有参与点火。下午仓库起烟时，罗平还坐在前院，点火者很可能从学校后墙进入。
我让阿木把陈响送去北郊诊所，不让他回酒店，也不立即公开获救消息。随后，阿木单独问杜海，为什么帮助老阮转移六辆车，还在高架桥替换安保。
杜海终于承认，老阮半个月前曾让他记住复核报告：我若失联，六辆旧车不得过户，也不得停掉基础盘。死讯出现后，杜海又收到一份附旧收据的匿名指令，称赵坤会先改组车队，要求把车移去东平“保全”。指令使用老阮惯用说法，杜海便当成老阮授意。他明知新报告禁止移车，仍认为先占住实物才保得住一成二。他以为阮文山上车是为了在旧港与我见面，也以为陈响只会被关几个小时。
杜海没有解释认错书，也不知道谁把旧港会面改成了死亡。他做了错事，却只做了局里的一截。有人借老阮要车、阮文山要见我、赵坤想接管、许盛掌握通道这些各自真实的欲望，拼出一场没有人承认完整参与的葬礼。
这比一个敌人更麻烦。
一个敌人会留下自己的目的，许多各取所需的人只会留下彼此矛盾的理由。若我把他们全部当成凶手，真正安排时间的人便能混在混乱里；若我因为每个人只做一截就放过，他们又会把责任推给死者。
我让阿木记录杜海的口供，不许他离开面粉仓，也不让外面知道陈响已开口。杜海仍负责看守六辆车，油照旧只够返程。一个人以为自己尚未暴露时，联络他的人才会继续出现。
下午三点十五分，器材仓里被烟熏黑的路线图完全晾干。黎真在纸背发现另一组字，写的是“川现身后的十二小时”。下面列了六项：白鹭开灯、冻结车队、扣押设备部、召回顾北山、与赵坤谈判、晚上六点在青川酒店露面。
前四项我们已经做了三项。第五项尚未发生，第六项却把时间和地点写得清楚。对方不仅熟悉我过去的做法，还在等我按自己的习惯完成后半张纸。
我看完以后，取消了原定傍晚回酒店的计划，让白鹭、金鸥和海皇宫全部开灯，六十三处产业也不再停业。所有门照常迎客，仓库照常发货，只有大额产权与印章继续冻结。
别人认定我遇事会关灯，我便让整座城亮起来。
傍晚五点，青川酒店设备间突然停电。备用发电机十九秒后启动，客房、厨房与宴会厅依次恢复，只有顶楼水泵没有重新工作。工程员检查时，在水箱检修梯下找到一只黑色皮包，里面装着相机、远距镜头和一张正对宴会主桌的座位图。
座位图中央的名字不是赵坤，也不是黎真。
上面写着：贺青川，十八点现身。
我留在金鸥二楼，看着墙上慢慢走向六点的旧钟，没有回去坐那个位置。
六点整，酒店顶楼传来一声很轻的玻璃碎裂。有人朝一张空椅子动了手。
碎的是宴会厅上方一块装饰玻璃。
玻璃后面藏着一只用弹簧推出的钢钉，电线从吊顶绕到顶楼水泵间。停电不是为了让酒店陷入黑暗，而是为了让维修人员打开水箱通道，再由藏在楼顶的人接通临时电源。六点整，钢钉穿过玻璃，打进主桌靠背。若我按路线图预测的时间坐在那里，伤到哪里取决于我身体向哪边偏。
顶楼的人没有等阿木上去。那人从外墙维修梯下到隔壁停车楼，丢下一副手套和一顶设备部安全帽。相机皮包、座位图与钢钉装置都留在原处，像又一套等我们捡走的证据。安全帽里没有姓名，只有许盛签发的领用章。
许盛已经被看住四个小时，不可能亲自上楼。他手里的通道与物料，却足够让任何穿上制服的人在酒店里显得合理。
赵坤当时站在宴会厅右侧。他没有躲到桌下，也没有追人，而是先让律师封住楼内摄像记录，再命海皇宫来的保安守住三条内部楼梯。青川酒店的人不一定听他，海皇宫的人却只认赵坤。阿木的大部分人正在北郊与旧港，短短十分钟里，是赵坤替我守住了半座楼。
黎真把那张写有我名字的座位图递给赵坤。赵坤看完，指着主桌问黎真：“贺青川是不是就在附近？”
黎真没有回答。她要求赵坤的人只能守出口，不能进财务室、印章室与客房档案间。赵坤把黑玉戒指从左手换回右手，答应照办。他没有继续问我的生死，却让律师通知所有合股公司：当天任何接管文件都暂停，直到青川酒店恢复自己的安全秩序。
赵坤这样做，不是忽然讲感情。他在三家酒店与两处仓库投了钱，若我真的死于一场无法解释的内部袭击，所有产业都会先被债主与合作方围住。守住酒店就是守住他的股份。一个人的利益足够清楚，有时比忠心更值得暂时借用。
晚上六点四十，赵坤独自进了黎真的办公室。他把手机、电池和黑皮箱都放在门外，只留一支雪茄在手里。办公室座机有一条早年留下的内线，可以直接转到金鸥放映间。黎真拨通后，把听筒摆在桌上。
赵坤没有叫我的名字。他对着空听筒说：“我替一个死人挡了一根钉子，死人总该回句话。”
我回答赵坤：“你挡的是自己的酒店。”
赵坤笑了一声。他承认确实如此，又承认三个月前便让律师做过一份“贺青川失去履职能力后的临时接管方案”。银行续贷、酒店保险与股东协议都要求有人在我出事时签字，他不可能等墓碑送来才考虑谁坐主位。那份方案列出了六十三处产业的负责人、印章位置、车队调度和现金权限，与器材仓路线图背面的六项行动很相似。
方案原件只在赵坤、律师与方启荣手里。一个月前，方启荣以更新年度数据为由取过副本，此后没有归还。
我问赵坤是否见过阮文山。
赵坤没有否认。八月十五日晚，阮文山到海皇宫找过他，带着二〇〇八年车辆复核报告与四份未补文件编号，要求赵坤确认一成二不因我死亡被改，并查清退出后仍打入的异常款。阮文山还说，若有人继续启用旧身份，他会在周年宴后当着我、赵坤和老阮三人的面说明。
赵坤给他开价二十万元，条件是交出所有代签文件并离开澜城。阮文山没有接钱，只问赵坤，若有一天有人用赵坤的名字替他做尽脏事，再把尸体送回来，二十万元够不够买回那张脸。
赵坤当时把这句话当成威胁。他让方启荣查阮文山住处，也让杜海留意六辆旧车。赵坤说自己想压住丑闻、保住酒店，却没有让任何人杀他。方启荣擅自拿接管方案去做了什么，赵坤愿意让我查，但他不会替我承担最初改掉老阮分成的责任。
赵坤对听筒说：“我想等你老死以后接你的桌，这是真的。有人想让你今晚坐空椅子，也是真的。两件事不是一件事。”
我相信前半句，因为赵坤从不掩饰野心；后半句还需要账来证明。
我提出让赵坤晚上八点宣布召开临时负责人会议，六十三处产业必须各派一人到场，带当日库存、现金、钥匙变动与授权文件。赵坤将以最大外部股东身份主持，黎真负责总账，阿木负责门。会议不讨论继承，只核对我“死亡”后十八小时发生的所有动作。
赵坤问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。
我告诉赵坤，若他拒绝，明天所有合作商都会知道他在钢钉射入空椅后仍急着拿总章；若他答应，至少全城会看见酒店乱时是他先封楼。赵坤沉默片刻，同意主持，但要求我若还活着，最终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说明老阮旧账，不许把一次性结算全部推到他头上。
我答应了。
通话结束后，赵坤拿起黑皮箱走出办公室。七点整，六十三处产业同时收到会议通知。酒店为每处准备一张编号桌牌，负责人进门时要交三份东西：现在掌握的钥匙、死讯以后签过的文件、当天现金去向。任何人可以拒绝参会，拒绝者的日常经营不受影响，只暂停产权和大额调货。
我没有用关门逼他们来。门全部开着，反而没人敢在这个时候留在外面。到七点四十分，已有五十八处负责人进场，另外五处派人在路上。
方启荣没有出现。
他下午还在海皇宫财务室，六点二十分借口取接管方案离开。赵坤的人检查黑皮箱时，发现方案原件尚在，少的是附录中一张“负责人失联后的首日动作表”。器材仓背面的六项，正是从那张表改来。
八点前一分钟，酒店前台收到方启荣寄来的一只信封。里面有海皇宫备用章、两车酒的调货单和一张飞往河内的当晚车票。车票用的是方启荣姓名，座位已经检票。
阿木的人赶到客运站，只找到空座位。检票员记得持票者戴帽子，左手缠着厚绷带，小指位置空着，看起来像缺了一截。
罗平还在北郊汽修学校。
有人第二次借用了他的特征，也第二次想让我们顺着同一只手追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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