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少掉的第二十六瓶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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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北山给我的三天还剩一夜，白鹭少了二十六瓶酒。
二十瓶啤酒，四瓶烈酒，两瓶汽水。我把空筐翻了三遍，连后巷的垃圾桶也掏过，最后只找到十七只该退给供货商的空瓶。酒卖没卖掉不知道，瓶子去了哪里也不知道。
顾北山把三本账摊在柜台上。收银本说二楼拿了两箱，二楼领班说厨房拿走一箱，红姨裙袋里的赊账本上又多出三个没签名的人名。三本账像三个人在同一张桌上撒谎，偏偏谁也抓不住谁。
二楼领班昌哥靠在楼梯口，先把手指向我。
“酒库这两天都是新来的睡。”昌哥说，“少酒，问他。”
我的二十四块工钱还没有花，便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柜台上。
“我只赔自己拿的。”我对顾北山说，“但给我七天，我能让下一瓶知道自己去了哪张桌。”
昌哥笑出声：“瓶子长腿，还是会说话？”
“人会说谎，瓶子不用说。”
顾北山没有看我，只拨了一下算盘。他问：“七天后还少呢？”
“这二十四归店里，我从后门走。”
“你本来明天就可能走。”红姨从楼上下来，手里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，“拿别人已经给你的退路下注，不算本钱。”
红姨四十岁上下，管白鹭二楼以上的人、钥匙和赊账名单。她说话很慢，目光却快。我到白鹭第一晚，她只告诉我一条规矩：钥匙可以丢，人不能丢。
我把那本泡胀的《孙子兵法》放到柜台上。
“再押这个。”我说。
昌哥把书翻开，见纸页黏成一团，笑得更响。顾北山却按住了他的手。
“破书不值钱。”顾北山说，“但你当宝。够了。”
他给我七天，只准先试二楼。红姨从旧家具铺找来一袋圆木片，我和岑婶用锅底灰、旧胭脂和黄漆，把木片分成黑、红、黄三色。黄的换啤酒，红的换烈酒，黑的换汽水和冰桶；正面烙流水号，背面写价格。
规矩很简单。客人点酒，柜台先开两联单，留下一联，再把木牌交给服务生。服务生拿牌来酒库，我收牌出酒。有人赊账，也能拿牌，但单子上必须有顾北山或红姨的签名。
第一晚开门不到半小时，规矩就堵在了楼梯上。
十二号桌连点两箱啤酒，昌哥嫌一瓶一牌太慢，抓起一把黄牌拍在我面前。
“二十四瓶，全拿。”昌哥说。
我数出二十四瓶，却只看见二十三块牌。
“还差一块。”
“我手里有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二楼有人拍桌催酒。昌哥隔着酒库木栏伸手来抱，我把第一箱压在膝盖下面。两个人谁也不松。客人的骂声顺楼梯滚下来，柜台旁的人全在看我会不会先坏掉自己定的规矩。
红姨从昌哥袖口里抽出一块黄牌，放进木盒。
“现在够了。”红姨说。
昌哥脸色发青，抱酒上楼。红姨没有训他，只把木盒推到我手边。
“别把规矩做成故意难人的门槛。”她提醒我，“客人等不得你慢慢找木头。”
第二天，我把三色牌分别挂上三根木钉，按号码排好；柜台则在开门前写好常用桌号。服务生拿牌只多走十几步，不必再从一堆木片里翻。第三天，十二号桌少回一块黄牌。我们没有从员工口袋里搜，按底联找到那张桌，最后在冰桶下面发现了它。钱已经收过，只是客人把牌当杯垫压住。
七天结束，二楼卖出四百四十七份酒水。四百四十七块木牌都有底联，只有两只啤酒空瓶没回来，押瓶钱也在账上。相似客流下，柜台比此前多收近两成。
顾北山把我的二十四块推回来，也把旧书还给我。他没有夸我，只让红姨把长期工钱说清：前六天按散工结，从第七天起每月八百，包住、包两顿。我从酒库搬到后楼梯拐角。那里只容一张窄竹床，翻身会碰墙，却终于不用整夜闻发酸的空瓶。
木牌随后上了三楼。三楼少的不是酒，是签名。过去谁都能说“顾老板答应赊”，一张纸条可以在抽屉里躺半年。新规矩逼得顾北山一天上下十几次楼。第三天，他把一枚小方章交给红姨；除他们两人以外，再没有谁能替客人欠下一瓶酒。
一个月后，白鹭四层都开始用牌。卖出去的酒只多一成，收回的钱却多了三成。顾北山核了两夜，确认不是客人突然变阔，才把四把钥匙摆在我面前。
酒库、后门、总电箱，还有三楼包房的备用钥匙。
最后一把封在牛皮纸袋里，封口有红姨的签名。屋里起火、客人昏倒，或者有人用鞋跟敲出一长两短时，才能拆开。
我第一次听见那个暗号，是九月一个闷热的晚上。
咚——咚、咚。
声音隔着楼板落进酒库，轻得像有人在房里把一只杯子推倒。二楼的歌没有停。过了不到半分钟，三零六房又响了一遍。
咚——咚、咚。
红姨已经站在三零六门外。
“小葵，开门。”红姨对屋里说。
一个男人隔门回答，账没算清，谁也不许进。说话的人姓郭，在港口做冻虾生意，常来白鹭请货主喝酒。他那晚喝空两瓶烈酒，嫌小葵不肯陪他去别处，又说桌上的钱少了。
红姨让郭老板先把人放出来。门里的保险扣反而响了一声，被彻底拧死。
我没有去撞门，先跑到底楼电箱，断掉只供三楼的那一路。唱机和冷气同时停了，走廊应急灯仍亮。屋里忽然一黑，郭老板为了骂人，自己解开保险扣，把门拉开一条缝。红姨带来的两名男服务生撑住门，小葵从他们臂弯下面钻了出来。
她嘴角破了一处，右手还攥着一只男人的钱包。
郭老板追到走廊，指着钱包说她偷钱。红姨当面打开，里面的钱一张不少。小葵说钱包是郭老板塞进她手里，又反过来逼她认账。
黎真那晚正在一楼核供货单。鱼市之后，顾北山按次请她来翻合同，也把我写在碎纸上的数整理进账本。她上楼后，把双方的话逐句翻给郭老板带来的两名本地客人。两个人看了钱包，又看门后的保险扣，都没有替郭老板开口。
郭老板下楼时指着我。
“明天开始，白鹭别想收到一只虾。”郭老板说。
顾北山仍坐在算盘后。他没有回骂，只让我把郭家的货款和合同找出来，能结的结，能退的退。
我翻到附页，才看见郭家的两辆冷藏车每周三次借用白鹭在鱼市的收货号。白鹭常年有固定卸货时段，郭老板把自己的货混在白鹭名下，可以少排两个小时。他威胁断我们的虾，自己的冻虾却离不开白鹭那张单。
旧书里有一句“先为不可胜”。我那时不懂大军如何立于不败，只知道不能一边放小葵出去，一边把全店的生意押在郭老板发不发善心上。
第二天，黎真把停止代办的通知送去鱼市。顾北山同时结清郭家的应付款，又联系另外两家供货商。没有人拦郭家的车，它们只是回到普通队伍，从天亮排到日头升高。正赶上热天，冷藏车每多停一小时，冰便多化一层。
第四晚，郭老板的账房来付清三零六的酒钱，也把白鹭寄在他仓里的空筐全部送回。他没有道歉，我们也没有再进他的货。
小葵把那晚的服务底联交给红姨时，问没收完的钱是否要从她工钱里扣。
“酒是客人喝的，账也是客人欠的。”红姨对小葵说，“你把看见的写清，不替别人赔。”
小葵又问我，为什么先关灯。
“若先撞门，站在门后的人可能是你。”我回答小葵，“黑下来，想看外面的人会自己开门。”
小葵没有谢我。她只把一长两短的暗号重新教给两个新来的人，又要求把牛皮纸袋换掉。原来的封口被我拆过，不能装作从没打开。
这件事以后，澜城第一次有人记住“阿川”。不是因为我会打，而是因为一盏断掉的灯、一张供货附页，以及我没有顺着郭老板留下的那扇门追出去。
月底，顾北山把账本推到我面前。扣掉木牌、加给收银员的工钱和少量折损，酒水净收入比实行木牌前多出一万六千余元。
“想加多少？”顾北山问。
我没有要固定涨薪。我提出，以前四周的平均净利为线，往后超过的部分，我拿千分之五；没有增加，便只领每月八百。
顾北山看了我很久，叫黎真写成两份。三个人签字时，他把算盘转了半圈，珠子全朝我这一边。
第一个月，我分到八十三元。钱不多，却不是谁赏的。那张协议被我锁进床下铁盒，和旧书放在一起。后来铁盒里装过房契、印章和能买下几条街的钱，我仍把那张八十三元的纸压在最底下。
入冬前一个清晨，后门有人敲了三下。
阿木站在雨里，怀里抱着鱼市那条旧毛巾。他两天没被范魁点工，听说白鹭缺搬酒的人，沿老街找了一夜。
他那时只会叫我一个字：“川。”
我领阿木吃完一碗粉，才带他去见顾北山。
“鱼市的人，你准备一个个都捡回来？”顾北山问我。
“只这一个。”我说，“他分过我半碗粉。”
“睡哪儿？”
“我那张床分他一半。”
顾北山让阿木试搬六箱啤酒，又让我对当天库存负责。阿木搬完没有坐下，先把墙边空瓶按商标摞齐，再把三色木牌一块块排好。
顾北山看了一会儿，在工资本上添下一行名字。
那天，阿木还认不全中文数字。几年后，澜城送往夜里的酒、车和人，都要先经过他手里的一张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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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瓶啤酒，四瓶烈酒，两瓶汽水。我把空筐翻了三遍，连后巷的垃圾桶也掏过，最后只找到十七只该退给供货商的空瓶。酒卖没卖掉不知道，瓶子去了哪里也不知道。
顾北山把三本账摊在柜台上。收银本说二楼拿了两箱，二楼领班说厨房拿走一箱，红姨裙袋里的赊账本上又多出三个没签名的人名。三本账像三个人在同一张桌上撒谎，偏偏谁也抓不住谁。
二楼领班昌哥靠在楼梯口，先把手指向我。
“酒库这两天都是新来的睡。”昌哥说，“少酒，问他。”
我的二十四块工钱还没有花，便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柜台上。
“我只赔自己拿的。”我对顾北山说，“但给我七天，我能让下一瓶知道自己去了哪张桌。”
昌哥笑出声：“瓶子长腿，还是会说话？”
“人会说谎，瓶子不用说。”
顾北山没有看我，只拨了一下算盘。他问：“七天后还少呢？”
“这二十四归店里，我从后门走。”
“你本来明天就可能走。”红姨从楼上下来，手里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，“拿别人已经给你的退路下注，不算本钱。”
红姨四十岁上下，管白鹭二楼以上的人、钥匙和赊账名单。她说话很慢，目光却快。我到白鹭第一晚，她只告诉我一条规矩：钥匙可以丢，人不能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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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哥把书翻开，见纸页黏成一团，笑得更响。顾北山却按住了他的手。
“破书不值钱。”顾北山说，“但你当宝。够了。”
他给我七天，只准先试二楼。红姨从旧家具铺找来一袋圆木片，我和岑婶用锅底灰、旧胭脂和黄漆，把木片分成黑、红、黄三色。黄的换啤酒，红的换烈酒，黑的换汽水和冰桶；正面烙流水号，背面写价格。
规矩很简单。客人点酒，柜台先开两联单，留下一联，再把木牌交给服务生。服务生拿牌来酒库，我收牌出酒。有人赊账，也能拿牌，但单子上必须有顾北山或红姨的签名。
第一晚开门不到半小时，规矩就堵在了楼梯上。
十二号桌连点两箱啤酒，昌哥嫌一瓶一牌太慢，抓起一把黄牌拍在我面前。
“二十四瓶，全拿。”昌哥说。
我数出二十四瓶，却只看见二十三块牌。
“还差一块。”
“我手里有多少就是多少。”
二楼有人拍桌催酒。昌哥隔着酒库木栏伸手来抱，我把第一箱压在膝盖下面。两个人谁也不松。客人的骂声顺楼梯滚下来，柜台旁的人全在看我会不会先坏掉自己定的规矩。
红姨从昌哥袖口里抽出一块黄牌，放进木盒。
“现在够了。”红姨说。
昌哥脸色发青，抱酒上楼。红姨没有训他，只把木盒推到我手边。
“别把规矩做成故意难人的门槛。”她提醒我，“客人等不得你慢慢找木头。”
第二天，我把三色牌分别挂上三根木钉，按号码排好；柜台则在开门前写好常用桌号。服务生拿牌只多走十几步，不必再从一堆木片里翻。第三天，十二号桌少回一块黄牌。我们没有从员工口袋里搜，按底联找到那张桌，最后在冰桶下面发现了它。钱已经收过，只是客人把牌当杯垫压住。
七天结束，二楼卖出四百四十七份酒水。四百四十七块木牌都有底联，只有两只啤酒空瓶没回来，押瓶钱也在账上。相似客流下，柜台比此前多收近两成。
顾北山把我的二十四块推回来，也把旧书还给我。他没有夸我，只让红姨把长期工钱说清：前六天按散工结，从第七天起每月八百，包住、包两顿。我从酒库搬到后楼梯拐角。那里只容一张窄竹床，翻身会碰墙，却终于不用整夜闻发酸的空瓶。
木牌随后上了三楼。三楼少的不是酒，是签名。过去谁都能说“顾老板答应赊”，一张纸条可以在抽屉里躺半年。新规矩逼得顾北山一天上下十几次楼。第三天，他把一枚小方章交给红姨；除他们两人以外，再没有谁能替客人欠下一瓶酒。
一个月后，白鹭四层都开始用牌。卖出去的酒只多一成，收回的钱却多了三成。顾北山核了两夜，确认不是客人突然变阔，才把四把钥匙摆在我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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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听见那个暗号，是九月一个闷热的晚上。
咚——咚、咚。
声音隔着楼板落进酒库，轻得像有人在房里把一只杯子推倒。二楼的歌没有停。过了不到半分钟，三零六房又响了一遍。
咚——咚、咚。
红姨已经站在三零六门外。
“小葵，开门。”红姨对屋里说。
一个男人隔门回答，账没算清，谁也不许进。说话的人姓郭，在港口做冻虾生意，常来白鹭请货主喝酒。他那晚喝空两瓶烈酒，嫌小葵不肯陪他去别处，又说桌上的钱少了。
红姨让郭老板先把人放出来。门里的保险扣反而响了一声，被彻底拧死。
我没有去撞门，先跑到底楼电箱，断掉只供三楼的那一路。唱机和冷气同时停了，走廊应急灯仍亮。屋里忽然一黑，郭老板为了骂人，自己解开保险扣，把门拉开一条缝。红姨带来的两名男服务生撑住门，小葵从他们臂弯下面钻了出来。
她嘴角破了一处，右手还攥着一只男人的钱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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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老板下楼时指着我。
“明天开始，白鹭别想收到一只虾。”郭老板说。
顾北山仍坐在算盘后。他没有回骂，只让我把郭家的货款和合同找出来，能结的结，能退的退。
我翻到附页，才看见郭家的两辆冷藏车每周三次借用白鹭在鱼市的收货号。白鹭常年有固定卸货时段，郭老板把自己的货混在白鹭名下，可以少排两个小时。他威胁断我们的虾，自己的冻虾却离不开白鹭那张单。
旧书里有一句“先为不可胜”。我那时不懂大军如何立于不败，只知道不能一边放小葵出去，一边把全店的生意押在郭老板发不发善心上。
第二天，黎真把停止代办的通知送去鱼市。顾北山同时结清郭家的应付款，又联系另外两家供货商。没有人拦郭家的车，它们只是回到普通队伍，从天亮排到日头升高。正赶上热天，冷藏车每多停一小时，冰便多化一层。
第四晚，郭老板的账房来付清三零六的酒钱，也把白鹭寄在他仓里的空筐全部送回。他没有道歉，我们也没有再进他的货。
小葵把那晚的服务底联交给红姨时，问没收完的钱是否要从她工钱里扣。
“酒是客人喝的，账也是客人欠的。”红姨对小葵说，“你把看见的写清，不替别人赔。”
小葵又问我，为什么先关灯。
“若先撞门，站在门后的人可能是你。”我回答小葵，“黑下来，想看外面的人会自己开门。”
小葵没有谢我。她只把一长两短的暗号重新教给两个新来的人，又要求把牛皮纸袋换掉。原来的封口被我拆过，不能装作从没打开。
这件事以后，澜城第一次有人记住“阿川”。不是因为我会打，而是因为一盏断掉的灯、一张供货附页，以及我没有顺着郭老板留下的那扇门追出去。
月底，顾北山把账本推到我面前。扣掉木牌、加给收银员的工钱和少量折损，酒水净收入比实行木牌前多出一万六千余元。
“想加多少？”顾北山问。
我没有要固定涨薪。我提出，以前四周的平均净利为线，往后超过的部分，我拿千分之五；没有增加，便只领每月八百。
顾北山看了我很久，叫黎真写成两份。三个人签字时，他把算盘转了半圈，珠子全朝我这一边。
第一个月，我分到八十三元。钱不多，却不是谁赏的。那张协议被我锁进床下铁盒，和旧书放在一起。后来铁盒里装过房契、印章和能买下几条街的钱，我仍把那张八十三元的纸压在最底下。
入冬前一个清晨，后门有人敲了三下。
阿木站在雨里，怀里抱着鱼市那条旧毛巾。他两天没被范魁点工，听说白鹭缺搬酒的人，沿老街找了一夜。
他那时只会叫我一个字：“川。”
我领阿木吃完一碗粉，才带他去见顾北山。
“鱼市的人，你准备一个个都捡回来？”顾北山问我。
“只这一个。”我说，“他分过我半碗粉。”
“睡哪儿？”
“我那张床分他一半。”
顾北山让阿木试搬六箱啤酒，又让我对当天库存负责。阿木搬完没有坐下，先把墙边空瓶按商标摞齐，再把三色木牌一块块排好。
顾北山看了一会儿，在工资本上添下一行名字。
那天，阿木还认不全中文数字。几年后，澜城送往夜里的酒、车和人，都要先经过他手里的一张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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